臨床可見，許多抑鬱症患者和家人對藥物治療有抵觸，他們或否認有病，或對吃藥非常擔心，因此易誤入歧途，造成不應有的損失及惡果。

　　恐藥心理的表現

　　依靠單一咨詢回避有病，將自己的狀態歸因於主、客觀因素，靠毅力暗自抗爭，自我調整無效後，寄希望於心理咨詢來點撥。當告之需配合用藥，其作用很重要時，他們感到驚訝，迷惑不解，會提出心理不好為何還得吃藥這種問題。

　　以藥價高為借口抗抑鬱藥並不昂貴，大多數患者的經濟條件完全可以承受，但患者常以藥費貴為由，阻止家人交費取藥，堅持回去自我調整。

　　“研究”藥物說明取藥後，反復看藥品說明書，不看其中的適應症和作用，只注重藥物的副作用，越看內心越緊張矛盾，既想治病，又怕副作用。他們不斷問醫生，或拿著說明書與醫生探討，對醫生的解釋半信半疑，頭腦中全沒了“是藥三分毒”，利大於弊的概念。

　　擅自中斷療程服藥後病情好轉，滿心歡喜，只要按療程繼續服藥就將治愈，但卻節外生枝。患者或家人聽別人說吃這種藥時間長了變遲鈍甚至呆傻，於是放棄藥物，換成補腦養腦的保健品，雖然每天吃著這些東西，可病情卻出現反彈。

　　寧舍命不吃藥臨床回顧調查發現，那些自殺成功的患者，基本未用過抗抑鬱藥。他們中不少人具有較高學歷和一定的社會地位，或是醫務人員，曾登錄過有關網站或查過資料，甚至接觸過專業醫生，但這些人對藥有極強的排斥性。在自殺還是吃藥救命這顯而易見的問題上，他們的選擇相當困難，最終還是因恐藥丟了性命。

　　抗抑鬱藥並不貴

　　上世紀50～70年代，臨床普遍使用的是三環類抗抑鬱劑(TCA)和古老的單胺氧化酶抑制劑(MAOI)，毒副作用的確多又大。但80年代後，新型抗抑鬱劑有了質的變化，相繼出現選擇性5-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(SSRI)，5-羥色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(SNRI)，去甲腎上腺素能和特異性5-羥色胺能抑制劑(NaSSA)，其藥理學特點是安全、起效迅速。臨床統計看，僅30%的患者在服藥初期有輕度口幹、胃腸道反應，其他概率極低的副反應，也能有效防范。醫生可因人而異地調換品種和調整劑量，注意配伍來確保絕對安全。另外，新型抗抑鬱劑既不是患者所說的激素，也不是催眠劑，使用後不產生依賴性。

　　無論哪類抑鬱症，病情程度如何，新型抗抑鬱劑都為目前臨床首選。一個中度抑鬱症患者，療程一般在3～6個月，用藥1～2周後即可起效，4周的藥費約200～400元，大部分患者可在門診治療。就是說，治愈一個這樣的患者，藥費在一兩千元，但其意義不僅是治愈了疾病，而是挽救了一個鮮活的生命，提高一個人或一家人的生活質量。

　　不能直接給藥

　　心理咨詢在抑鬱症的治療程序中很重要，如聽患者傾訴，幫助分析領悟各種症狀背後的病理心理模式，講解藥物的作用機理等，目的是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，使其確認疾病，提高治療依從性。在治療中配合咨詢，會減少病情反復，增強患者自信，縮短療程。如果沒有這些鋪墊，直截了當告訴患者診斷結果，開藥給他們吃，實際情況是，患者會對醫生不滿，很快拒絕藥物治療。

　　心理咨詢不能包辦一切，因為抑鬱症不是普通心理問題，它有腦內神經遞質異常的病理基礎，當藥物調整了這些神經遞質，理順了信息傳遞，大腦對思維及情緒的調控就自動轉為正常，患者的狀態就又恢復到病前。治愈後的許多人，會發出這樣的感嘆：原來藥物還能調整情緒，治療心病。

　　恐藥的對策

　　恐藥的根源還是來自患者過分自尊和求全求美的病態心理。由於處在病中，患者已經很悲觀，自認為不完美，此時，藥物在患者的心目中，已成為不光彩的化身和被人發覺破綻的把柄。如果接受了藥物，就等於承認有病，自己是個失敗者，會遭人議論和另眼看待，這比上刀山下火海、粉身碎骨還要可怕。這種病理思維和推理，造成了患者恐藥和拒絕治療。由此可見，恐藥心理與病情有密切聯系，這也是抑鬱症在臨床上的一種特有表現。

　　因此，解決恐藥，患者先要確信這是一種病態心理在作怪，這會不由自主地跳出來，時時幹擾阻礙自己的決斷，抗爭是徒勞的，只能加重病情。如果與醫生建立自始至終的咨詢關系，家人也同醫生保持口徑一致，不斷給患者正性強化，就能削弱這種病態心理，患者會朝著坦然面對疾病和理性接受藥物治療的方向轉化。(王希寶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