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教授倪誠 　　較長時期以來，辨證論治被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，成為中醫診療特色的代名詞，甚至演化評析中醫診療的價值標準，逐漸趨向“輕辨病重辨證”的態勢。中醫疾病史研究表明，識病辨病、以病統證、據病施方，為中醫診療之原始。 　　王琦教授在肯定辨證論治重要性的同時，提出了要形成符合中醫當代臨床科學規范、多元動態的開放性的中醫診療新模式。要根據臨床實際，靈活運用辨病論治、辨證論治、辨體論治，多種方法相互結合填補。王琦教授提出的辨病-辨體-辨證診療模式，現已成為指導已病狀態下的多元化運用模式。 　　疾病急驟——主方為綱 　　主病主方旨在反映疾病病機與方藥配伍之間的應答關系。當疾病急驟或突顯，病勢進展比較迅速時，此時疾病的主要矛盾遠重於證候表現或體質狀態，應當綱舉目張，既以主病主方為綱，也可結合辨證和辨體加減。 　　王琦教授對於1期、2期原發性高血壓病主要用自擬“鎮逆降壓湯”（川牛膝、代赭石、生龍骨、生牡蠣、竹茹、炒槐角、茯苓、澤瀉）治療，對於3期高血壓患者，常加羚羊粉和珍珠粉沖服，以平肝息風。如單純舒展壓偏高者，可加生黃芪、葛根、茜草以益氣活血。如病程中兼見陽亢化火、痰熱腑實等證，和患者的體質特征較為明顯（或陰虛或濕熱或痰濕）時，適當兼顧。如此用方，則主次分明，有的放矢，取效迅捷。 　　病證同顯——合方分擊 　　當疾病的病情較為輕緩，證候表現較為明顯時，一般“合方分擊”，即主病主方與辨證用方並舉。例如，王琦教授治療失眠，以法半夏、夏枯草、百合、蘇葉、酸棗仁、甘松、柴胡、白芍為主方（高枕無憂湯），如伴見肝鬱氣滯證，需合用逍遙散；如肝鬱化火，合用丹梔逍遙散；肝膽氣鬱者，合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；肝胃不和者，可用抑肝散等。這種病證結合，合方分擊的用方策略常在臨床中實施。 　　多恙並存——調體用方 　　辨體所指向的目標是人，將人作為研究的主體，主要診察形體、稟賦、心理以及地域和奉養居處等對人的影響，亦即人對這些因素的反應。當並存的多種病證均以體質為共同背景，則可多元歸一，即通過辨體用方調治多種病證。王琦教授所制“益氣輕健湯”（生黃芪、肉桂、制蒼術、冬瓜皮、幹荷葉、茯苓、澤瀉、生山楂、昆佈、海藻、薑黃、生蒲黃）調治痰濕體質易患肥胖及代謝綜合征者即屬此例。 　　先病後體——序貫用方 　　在病魔纏身過程中，體質、疾病、證候三者從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層面反映了疾病的本質、規律與特征。由於病與證的發生都以體質為背景，所以當針對當前病證的主病主方或結合辨證用方已獲顯效時，則可序貫用方，即以辨體用方為主用以鞏固療效。這種用方思路在大多情況下均可采用實施，有助於防止疾病復發。 　　綜上所述，“辨病-辨證-辨體”診療模式是基於疾病、證候、體質之間的內在聯系，將辨病、辨證、辨體相結合，進展綜合運用的一種臨床診療模式。對於已病狀態下,王琦教授主張辨病為綱結合辨證辨體的“三維診療觀”，貫穿主病主方專藥的學術思想，強調針對病機，或移植成方或成小方或新訂方藥的制方思路。成議辨病用方與辨證、辨體用方這一離合關系的因素有四：一是已病狀態下病情的輕重緩急和證候的有無，二是體-病相關的牽連度大小，三是疾病防治的目標與策略，四是療效的獲取與鞏固。 　　主病主方四維運用模式的構建，既體現辨病與辨證、辨體有機結合，又不失目標指歸明確，其針對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的特點，為中醫臨床診療模式注入了新的內涵。